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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40年】重访“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春到上塘写新篇

时间:2018-06-14 15:33:52 来源:新华报业网

  春到上塘纪念馆。

  初夏时节,记者驱车来到江苏省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满目丰收景象:金色的田野,收割机来回收割麦子,麦子的清香随风飘送。

  如果不是村口那块“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石碑,人们很难想象,40年前,这里的农民分田到户,在江苏全省率先揭开农村大包干的序幕。

  逼出来的大包干

  “大包干,那是逼出来的!”说起往事,77岁的苏道永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让人感受到当年他敢想敢干的勇气。

  40年前,苏道永任上塘公社垫湖大队会计,在第五生产队蹲点。这里位于苏皖两省交界处,到处是贫瘠的岗坡地。“黄粘土,水不淌,十家九户都缺粮;破草屋,漏风墙,扯把稻草就当床”,就是当年上塘人的生活写照。

  1978年,大旱,上塘公社人无粮、牛无草、地无种。作为上塘最穷的生产队,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小麦亩产20公斤,不到往年的一半,苏道永心急如焚,一心想给大伙找活路。

  当年9月,苏道永到县里开会,听到农作物可以划到作业组的消息,觉得“上面政策有所松动”,回来就召集第五生产队25户村民开会。有人提议:农作物分到小组还是“大锅饭”,干脆直接“分到户”。

  这想法,让村民们眼前一亮。一连十几天,大家每晚碰头,测算土地面积、划分好田孬田……

  包产到户在当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苏道永深知这样做的风险,但为了让村民吃饱饭,他豁出去了。9月底,第五生产队172口人,通过抓阄,每人分得1.5亩春田。他跟大家约定:收获后,每人上交集体玉米、山芋、花生157.5公斤,剩下的都归自己。第二年,每人又分得1亩小麦田。

  “大集体时,队长吹哨上工,半个小时人也聚不齐,一上午就干两三个小时;包产到户后,男女老少都在地里忙活。”苏道永记得,分田后,地里不再长荒草。

  人勤天帮忙。1979年风调雨顺,第五生产队迎来大丰收:玉米亩产近300公斤,过去才100公斤;花生亩产200公斤,过去仅50公斤……留足上交给国家和集体的粮食后,第五生产队出售余粮1.25万公斤,还清1000多元集体贷款。“1958年后,我们年年吃救济粮。直到1979年,生产队才第一次靠自己解决口粮。我家卖了5000公斤山芋干,拿到800元,当时一头牛只要五六百元。”讲到这儿,苏道永突然话锋一转,“江苏省里的纠偏工作组很快就来了”。

  虽然大包干让农民不再饿肚子,但包产到户在当时仍是禁区。苏道永深知硬顶不行,便决定“打游击”。上面来人检查,他便把农民临时集中起来干活。

  1981年2月初,新华社记者王孔诚、周昭先来到上塘采访,在当年3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通讯《春到上塘》,反映包产到户给上塘带来的喜人变化。报道不避问题,写出上塘农民向责难自己的领导发出的呐喊:“俺们坐在粮囤上,只求你们说句话呀!”

  历史为农民说了话。“1980年,大队办学习班,还是不准搞包产到户。”苏道永回忆,那年9月他接到通知去公社。“我跟老婆告别,交待如果我三天回不来,那肯定犯了路线错误。”当他忐忑不安赶到公社,见到泗洪县委办主任,被告知:“中央刚下发75号文件,你做对了!”他回到学习班,动员大家:回去分田吧。

  1982年1月,中央下发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1月,中央再发“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江苏随即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后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任孝干劳作场景雕塑。

  从合到分再到合

  包产到户让垫湖人吃饱饭,但当年的“分”带来的改革效应,随着时代变迁逐步弱化。上世纪90年代,由于观念固化,加之自然条件制约,上塘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落伍了,种田望天收,工厂没几家。

  1992年,上塘农民人均纯收入504元,不到江苏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一年,垫湖村成为省定经济薄弱村。此后,包括上塘在内的西南岗地区8个乡镇,被纳入江苏全省扶贫攻坚重点片区。

  “‘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改革精神从包产到户开始,就已根植垫湖村农民的血脉中。”泗洪县委书记王晓东说,垫湖村人激活改革基因,向贫穷宣战。

  这一次,垫湖人决定从“分”走向“合”。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垫湖村启动土地集中整理,拆田埂,把小田变大田,全村新增耕地850亩。土地规模经营随之展开。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而到当年,垫湖村1.2万亩耕地已全部流转,进行规模化种植。

  严跃是泗洪本地人,2012年看中垫湖村土地连片、基础设置配套到位,他以每亩每年700元的价格,到垫湖流转3500亩土地种粮。接手土地后,严跃投入400多万元改造农田。他告诉记者:“今年水泵站增容,水流量是原来两倍,1600亩水稻肯定能长好,赚90万元没问题!”

  地流转给大户,把更多人解放出来。垫湖村3790人,1700名劳动力,最多曾有1000多人在外打工。留下来的人,不少到大户的家庭农场打工。严跃常年雇用15名垫湖村农民,他们每月收入2500元到3000元。尽管还是种地,但收入大不同。71岁的任孝勇有3亩地,原先种小麦、玉米,收成好时能挣一两千元。土地流转后,他每年有2100元租金,给大户打零工,一年还能挣1万多元。

  航拍的垫湖村村民集中居住区。

  岗坡地孕育新希望

  十多米高的粮食烘干设备轰隆隆运转,货车将收割上来的小麦从一头倒入机器,烘干的小麦源源不断从管道口送出,落地成堆。

  这么先进的烘干设备,属于垫湖村去年成立的农机合作社。这台设备一天可加工35万公斤粮食,今年垫湖村预计收获400多万公斤小麦,只要它开足马力,足以将这些小麦全部烘干入库。

  “烘干一斤小麦,合作社收六分钱。小麦烘干后,农民可以放在合作社保存,也可直接卖给我们。”垫湖村党委书记周磊告诉记者,去年,他与村里几个大户合作,牵头成立合作联社,下辖种植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前后投入550万元。

  烘干车间旁,十几台水稻插秧车一字排开,夏收结束,它们就将大显身手。人工插秧,一个熟手每天只能插一亩,工钱需要230元,而用插秧车,每台车一天插秧70亩,成本只有人工一半。今年随着这些插秧车投入使用,全村1万多亩水稻有望全部实现机插。

  “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统’得不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诸纪录认为,提高“统”的水平,关键要发展以合作社为主体的服务组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而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

  组建合作社,为大户提供从育秧、插秧到收割、烘干等全方位服务,将有力地支撑垫湖村的农业规模化经营。这是周磊对于“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思考与实践。

  2008年,周磊高中毕业回村。作为垫湖村子弟,他这十年扎根乡土。为适应岗坡地的土壤状况,泗洪在西南岗地区推广种植耐旱的碧根果。2015年,周磊流转40亩地,发展碧根果育苗。去年,首批树苗出手,每亩利润达1.5万元。

  周磊的示范很快见效。王旭浩是垫湖本村人,原先在北京打工,去年底回村,流转190亩地,与十多名村民一道,跟着周磊干。目前,碧根果育苗基地规模已达500亩。初春播下的种子,已长出十几厘米高的小苗。“等冬天长成出售,一株苗能卖28元,而一粒种子才1元钱,利润很可观。”王旭浩对未来充满信心。

  “上塘已有1.5万亩碧根果、软籽石榴等经济林木,我们计划3年内再增1.5万亩,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上塘镇党委书记蒋朝辉介绍说。周磊正在试种榉树等绿化苗木。他憧憬,待到绿满上塘,可以搞乡村旅游,把城里人请来看高低起伏的丘陵风光。

  生在“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生在改革时代,700多名垫湖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这两年回乡创业。他们胸怀梦想,在岗坡地里播撒孕育希望的种子。

  家门口也有美好生活

  40年前的垫湖,户无一块砖、家家住草房。这早已在春到上塘纪念馆定格成记忆。

  今天,垫湖村1460户全部搬进集中居住小区。走进小区,如果不是路上摊着新打的麦子,如果不是家家一楼停放的农机,记者真以为置身城市小区。

  2007年,垫湖村按“农民自愿、拆旧建新、不占耕地、分期建设”的原则,启动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污水处理厂、超市、社区服务中心、带“长鼻子”校车的小学、滨水公园……这些年,小区配套设施越来越多,农民生活越来越方便。

  “现在这房子好,跟城里人住的一样!”86岁的垫湖村村民任来甫说,自己住过草房、瓦房,几年前到集中居住小区盖小楼。拆迁补偿款5万元,自己再掏2万元,盖起144平方米的小楼,他感觉“很划算”。

  垫湖村距泗洪县城直线距离仅13公里,但过去交通闭塞,形同孤岛。周磊十几年前去县城读书,要走五六公里路,才能坐上进城班车。去年,从村里直通泗洪县城的垫湖公路通车,公交车直达村口,半小时一班,20分钟就能进县城。

  补发展不充分的短板,上塘聚焦二三产业,去年引进投资千万以上企业8个,新增创业项目230个,孵化电商企业21家。全镇“三来一加”项目达106个,仅此就解决2470人就业。

  6月7日,泗洪华芯电子厂垫湖村加工点,20多个年轻人围着长桌依次坐开,忙着拼装玩具。加工点负责人陈城说,“她们都是本村人,干活计件付酬。新手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元,熟手超过3000元。”

  “回家住得舒服,又有活干,还能照顾老人和小孩。”29岁的华天天,上个月刚从南京的工厂辞职回家,到加工点上班。“现在每月工资2500元,不比在南京挣得少。”她感慨,家门口有好日子,应该再早点回来。

  西南岗地区扶贫取得重要进展,上塘的自然条件及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这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去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1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55万元,比上年同比分别增长15.3%和16%。作为江苏全省经济洼地中的洼地,经过40年的努力,上塘经济已达到泗洪乡镇的平均水平。

  站上新起点,改革再出发。咬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上塘正在书写新时代“春到上塘”的新篇章。

  交汇点记者 孙巡 徐明泽 季铖 泗洪县委宣传部供图

  再说“春到上塘”

  当年实施包产到户后,村民喜获丰收。

  包产到户让农民吃饱饭

  谈起江苏农村改革,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省委农工部原部长吴镕是资深权威。他经历了包产到户在江苏从被反对到全面推开的全过程。

  1980年,上塘已大规模开始搞包产到户,当年4月至6月,江苏省委三次派人到上塘调研,想搞清楚情况。第一次是江苏省农办政策研究处的同志,调研回来后给出四个字的结论——“平安无事”;第二次是省水利厅的同志,调研结论是包产到户确实提高了粮食产量,但还存在诸多问题;第三次是省农委的同志,调研后将包产到户定性为“修正主义复辟的典型”。“这是很严重的定性,在当时堵死了江苏发展包产到户的路。”吴镕回忆说,三次调研后,江苏省委决定不准在江苏搞包产到户。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75号文件,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1981年3月4日,《春到上塘》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更多人看到上塘搞包产到户获得丰收的消息。

  “中央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开了个口子,《人民日报》又报道了,当年(1981年)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决定带队去上塘看看。”吴镕是其中成员,他记得到了上塘公社,一下车就看到一位村民正忙着打家具,便上前跟他攀谈。

  “我今年25岁,吃了24年救济粮,今年粮食丰收,吃饱了饭,还娶上了老婆,打的家具就是准备给新房用的。”这位村民几句话,吴镕听得愣住了,也让在场的其他人很惊讶。

  “当时我们组织村民座谈,还直接去村民家里了解情况。”吴镕说,他当时去的那户人家共有四个儿子,因为穷,都没娶上老婆,实施包产到户后,这家人第一次获得丰收,家门前堆满山芋干,“那户村民一直跟我说,是包产到户让他们吃饱了饭”。

  这次调研,让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真切感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变化,觉得“上塘的路子是对的”。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198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提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包产到户名正言顺地站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江苏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便在江苏全省范围内推广包产到户。

  “‘饿’出来的包产到户,体现农民的开创性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也提醒政策制定者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吴镕认为,任何改革都要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包产到户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正好印证这一点。如今,农业发展导向从增产变成提质,走高效农业道路,依然需要做好制度安排,让农民农村农业更有活力。本报记者季铖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江苏贡献

  人们都认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1978年12月,18户农户在严立华家里写下一份惊天动地的农民宣言书,一致要求包产到户,盖了血印。但据一些资料介绍,贵州省一些山区此前已实行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口述史》中万里的文章——《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也提到,1978年夏秋,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江苏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肥西县山南公社群众就自发搞了包产到户。

  江苏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面上虽然搞得迟了一些,但也不乏“闯”和“冒”的地方。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春到上塘》,介绍泗洪县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在1978年9月就实行分田到户,定产、定额承包,这比小岗村要早两三个月。短短一年时间,这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

  江苏对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大贡献在于,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高产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农业都已“大包干”。发达地区农业到底能不能包,“大包干”是否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当时需要回答。

  宜兴县在1982年推行农业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增产7000万公斤,工副业产值增长10%,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0元。新华社记者周振丰深入宜兴农村调查,采写出题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也可以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上报后,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的称赞,说苏南的问题解决了,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调查报告被分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阅。《人民日报》在1983年1月23日发表这篇调查,并配发《大包干不要再堵》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全国轰动。就这样,“大包干”在苏南太湖地区、珠江三角洲和胶东半岛等经济发达地区迅速推开。当时有人认为,宜兴县农民带头建立适合发达地区的农业经营体制,是继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声春雷。

  江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不搞“一刀切”。苏南地区更多采取专业承包、包干分配的办法,淮北地区更多采取大包干的办法。据当时统计,包干分配占50.9%,包产到户占46.8%,还有1.4%生产队保持原来的经营管理形式,继续由大队或生产队统一核算。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村生产条件好,集体经济发达,就没有分,上面也没有指责。后来,中央决策讲,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许各地分散决策、分散风险。

  诸纪录(作者系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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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耿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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