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在八十年代初的夜里，曾把中国人内心的情愫唤醒，但唱还是不唱，却成了一个惊动中央高层的问题；有一个电视节目，把中国人的过年习俗，从传统带入了现代，影响至今，但这个节目该怎么办，也曾是一个惊动高层的问题。这首歌叫《乡恋》，这个电视节目就叫“春节联欢晚会”，如今在中国人的词汇中，它被简称为“春晚”。

　　事实上，首次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具有春晚性质的“迎新春文艺晚会”，是在1979年的除夕播出，距今整整四十年。

　　而到了1983年，首届有主持人并以现场直播形式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央视正式播出。从此其巨大的影响力开始彰显，春晚在演出规模、演员阵容、播出时长和海内外观众收视率上，均是世界传媒史上的一个奇迹。

　　 （摘编自《名人传记》，有删节）

　　直播+点播

　　1983年，受命导演这一年除夕晚会的中央电视台编导黄一鹤没有想到，李谷一和1983年2月12日除夕之夜的晚会，将给中国的电视和文化环境带来怎样的震动。黄一鹤，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第一代导演，1983、1984、1985、1986、1990年五届“春晚”的导演。

　　对1983年的除夕晚会，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王枫对黄一鹤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你要千方百计把它搞得红火一点，让观众不要“拨台”（20世纪80年代的电视机，电子遥控板尚未普及，改换频道是通过电视机上的机械转盘来实现的）。

　　“怎么让观众不拨台”？领导的说法直白，但要做到，说难也难。

　　黄一鹤：“以前的电视节目都是电视人是教育者，高高在上的，观众则是被教育者，没有任何权力来指挥电视台的节目。想看什么，是安排好的，不是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他想跨出一大步，哪怕有风险。

　　黄一鹤想到了剧场。在剧场里，观众是有发言权的。侯宝林的相声，观众爱听，就拼命鼓掌，实现信息的对流，愿望的碰撞，这就有沟通了。几条思路在他和他的团队的头脑中渐渐成型，包括：设置演出区和观众茶座，中间不设间隔；节目之间穿插中国传统的有奖猜灯谜活动。最大的一个创举，是设置热线电话，让观众实时打电话点播节目。为此，中央电视台集全台之力，把当时有限的四部外线电话全部用上。

　　但万一遇到观众点播的内容是不许播出的，但有人点了，那怎么办？

　　结果，第一届春节联欢晚会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恰恰出现在黄一鹤力邀的李谷一身上。

　　《乡恋》风波

　　从1983年春晚的节目单上可以看出，李谷一是这场晚会最耀眼的明星。她第一个出来，以《拜年歌》暖场，而且一口气要演唱了五首歌：《春之歌》《问声祖国好》《一根竹竿》《年轻的朋友》《知音》。然而，李谷一露面后，问题也出来了。

　　观众点播热情高涨，四部热线电话“热得都冒了烟”。

　　黄一鹤又忙碌又得意地指挥着晚会的进行。刘晓庆的主持，马季、姜昆的相声，王景愚的小品《吃鸡》，因电影《少林寺》插曲《牧羊曲》走红的郑绪岚一一露面，突然黄一鹤发现遇到了麻烦——工作人员端来了一个盘子。

　　黄一鹤：“一托盘的条子过来了，工作人员说点播的，我说点播什么，她说你看看就知道了，我打开几个一看全是点播《乡恋》的。我说都是吗，她说大部分都是点《乡恋》的。”

　　这一天，离公众第一次听到《乡恋》，其实已过去了整整三年。在三年里，《乡恋》经历了从风靡全国到被一落千丈。其实《乡恋》问世两个月后，各种批评就见诸报端了。“……抒发的却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除了内容的批判，评论对演唱中使用气声、电吉他、定音鼓的运用同样加以抨击，认为这些与咖啡馆、酒吧间、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

　　演唱者李谷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三年中，她多次申诉，甚至准备乘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之机，大胆地在最高领导人到场时候演唱。但是，一直到1983年春晚这一天，《乡恋》在电视台播出还是个禁忌。

　　确实，播是禁忌，不播是压力。这种压力，随着观众点播《乡恋》的纸条被一盘一盘地端上来，在一点点增长，关于这个黄一鹤不敢擅自做主。

　　突破禁忌

　　当年是第一次央视搞实况直播，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党组书记的吴冷西来现场蹲点。黄一鹤让工作人员把纸条都拿给领导。

　　吴冷西，这位延安时代就崭露头角的党内“秀才”，曾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新华社社长、中宣部副部长，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党内的一根“笔杆子” 。而1983年的春晚，是他担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后的第一个春节。

　　他的到来，体现了领导的高度重视，也是预防万一。

　　而这个万一，会不会来呢？

　　第一个工作人员走后，隔一会又来一个拿着一盘纸条找黄一鹤。他一问点播什么，还是《乡恋》，于是被黄一鹤打发送给了吴部长。

　　黄一鹤回忆说：“当时吴部长有点不太高兴了，很不耐烦摇摇头，指示把这盘条子倒在茶几上，就这样一盘一盘堆在一起，倒到第五盘的时候，他有点坐立不安，汗都下来了，他把眼镜拿下来，掏手绢出来擦眼镜。”

　　一边对批判《乡恋》的言论犹在耳畔，主流舆论实际上下了封杀令；另一边，是源源不断的电话点播。不论孰是孰非，眼前这五盘点播的条子，怎么交代？

　　“到最后吴部长脸也红了，人很紧张的状态。后来的事我记得很清楚，他一跺脚，冲我快步走来，说：‘黄一鹤，播！’”

　　对李谷一来说，这一天来得有些突然，做过那么多努力没能实现的突破，现在，因为观众的力量，实现了。

　　多年后，黄一鹤坦言：“一首歌的解禁，像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人感觉到春天来了。”

　　电话相声

　　1983年，除夕晚会的还有一个细节，让黄一鹤感到，在艺术家和观众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人为的墙。

　　春晚直播结束后，黄一鹤张罗着把参加演出的演职员集中起来吃夜宵。一点人数，发现少了个胖子马季。 他跑回演播室，看到马季在接电话，接的还是现场的热线电话。黄一鹤叫了一声，马季却向黄一鹤示意，意思要他别说话，他继续按他的语言逻辑继续说，听得出是在表演单口相声。

　　一直等到电话挂掉，黄一鹤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马季说：“我刚卸完妆这电话响，顺手就拿起来，一说‘喂’，对方就听出来了，对方问，你是马季吗？我说我是马季啊。对方说，可找着你了，他说，我是首钢的工人，刚才你说相声的时候，我们在高炉上值班，没办法听，现在可算把你找着了，你必须得给我说一段。”

　　面对如此质朴可爱的观众，马季感动了。

　　等黄一鹤来叫他时，他已说了十多分钟。这位著名的相声大师，对一名普通观众，电话里把这个段子完整说完了。

　　对于黄一鹤来说，1983年新年的这一幕情景，比《乡恋》的解禁更加动人，它永远镌刻在他的脑海中。

　　政审香港人？

　　1983年的春天刚刚到来，黄一鹤受命再次导演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

　　如何突破，成了最大的难题。有一天，黄一鹤在《光明日报》上见到一个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消息，这个消息启发了他。“我们把海外游子都说成是自己的孩子，说他们久久漂泊在海外，没有感受到母亲的温暖。能否请海外游子到北京来，在这里过春节？”

　　这个点子大家都叫好，台领导也很认同，但这样大的议题，要写报告由台里往上转送，等结果。

　　为准备这份报告，大家把《毛泽东选集》打开，摘抄类似“凡是有人群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好的，都是爱国的”这样的语录，只为了证明：请港台演员是可行的。

　　报告交上去之后一直没有回音。

　　在一切不明朗的时候，黄一鹤决定先南下广州，试图去联络香港的演艺界。

　　一天，黄一鹤在深圳的中巴车上听到一首歌曲，当听到“我的中国心……”时，黄一鹤的脑袋“呼”一下着了，这首歌太好了。于是他向司机打听，司机把磁带盒拿给他。黄一鹤一看，《我的中国心》，演唱者：张明敏。黄一鹤问在哪里买得到，司机说沙头角。沙头角的中英街一半属大陆，一半属香港。在大陆这边找不到黄一鹤想要的那盒磁带。售货员告诉他对面有，黄一鹤乘卫兵不注意，偷偷跑对面音像店买了《我的中国心》，那上面有张明敏的照片，再看歌词，一点问题都没有，心里很高兴。

　　黄一鹤先把张明敏的歌曲材料上报了。台领导看了说，歌没有问题，但人政审了没有。黄一鹤说，我们政审不了香港人。领导说，想办法呀，政审的标准很简单：他有没有慰问过国民党部队？

　　当年张明敏是香港一家手表厂的工人，在业余歌唱比赛中得了冠军，不是一个专业歌手，不存在领导担心的问题，于是人和歌就这么定下来了。

　　我的中国心

　　就在紧锣密鼓排练的时候，突然来了个晴天霹雳。

　　此前打上去的报告有回音了，晚会的创意受到质疑。

　　1984年初，在天坛体育宾馆里，黄一鹤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你是不是准备按照部长的意见修改晚会？要改就赶紧改，没时间了；不改或者改不了的话，部长说了，就不让你做总导演了。”

　　这话让黄一鹤很震撼，他其实很珍惜自己的事业，要被开除回家，再有艺术想法也没舞台了。没有事业了，活着还不如死掉。

　　但这时已是腊月二十七了，接受意见改掉海峡两岸的主题，晚会的“心”就没了。黄一鹤问：部长定了没有？对方说，部长还没决定。黄一鹤说：请您给部长汇报，今天是腊月二十七，改不了了。说完，他就挂了电话。

　　这一下，台长坐不住了。台长、副台长、黄一鹤和智囊团的人开会想办法。他们决定，还得跟部长汇报，由副台长跟副部长汇报，请副部长找正部长汇报、沟通。

　　电话从8点多打到12点，平均二十分钟打一次电话，打了七八次，每次答案都是不同意。此时，黄一鹤已横下一条心，不同意就扛行李回家。但大家坚持继续打，并在电话里表示：请领导放心，黄一鹤跟香港演员做好一切工作了，他们绝对不会说错话的，还说：“他们也是人，不会故意谋害我们的，他们绝不会违反整个宣传政策和口径。”

　　最后一通电话，足足打了四五十分钟，终于讲通了。副部长被说动去汇报。过了一会儿，副台长眼睛亮亮地亲自过来跟黄一鹤说：黄一鹤，就这么办！黄一鹤一听，心花怒放，连感谢领导的话都没说，赶紧回去给大家传递好消息。

　　1984年春晚，由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一曲《我的中国心》深深地打动了亿万中国人，正是这一年岁末，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在北京会晤，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定下了香港回归祖国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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