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一提起与老虎有关的地名，很自然地会想起号称吴中第一名胜的虎丘。
据唐陆广微《吴地记》记载：
阖闾冢在吴县阊门外。以十万人治冢，取土临湖。葬经三日，白虎踞其上，故名虎丘山。
《越绝书》也记载说：
阖庐冢在吴县昌门外，名曰虎丘。下池广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铜棺三重，澒池六尺。玉凫之流、扁诸之剑三千，方员之口三千，槃郢、鱼肠之剑在焉。卒十余万人治之，取土临湖。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号曰虎丘。
这是今天苏州范围内有确切史志记载的最早的老虎。除了这次记载，虎丘是否还有老虎的记载了?
我们从《垂虹识小录》引用宋代人的记载里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垂虹识小录》：
同里 宋周密《癸辛杂识》云：近岁平江虎丘有虎十余据之。同里叶氏墓舍在焉，其一大享堂，虎专为食息之地。
《垂虹识小录》是吴江的一种旧志，书中引用宋代周密的《癸辛杂识》，明确记载在当时，虎丘有“十余”头老虎，也许是一个老虎的家族群，它们将同里叶氏在虎丘的墓舍及其大享堂占为“食息之地”的事情，说得“头头是道”，较之最早的一头白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虎丘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有虎之丘。
那么，除了虎丘因白虎而得名，苏州还有与虎有关的地名吗?答案是肯定的。
据《嘉靖吴邑志》记载：
虎山，昔吴土于此山上筑宑养虎，因名山。
王鏊《正德姑苏志》亦云：
武山，在东洞庭之东，本名虎山，相传吴王养虎于此。后避唐讳，改今名。
《崇祯吴县志》曰：
东洞庭之东麓曰武山，周一十二里，本名虎山，吴王养虎于此，后避唐讳改今名。
三部明代志书都记载了一件事，那就是在今天东山有一个武山，本名虎山，得名是因为某位吴王曾在那里养虎。
这件事告诉我们，在2500多年前的吴国，已经有圈养的老虎了。这也许可以刷新动物园养虎的历史纪录。
另外，《崇祯吴县志》还记载了光福也有一个虎山。
《崇祯吴县志》中说：
邓尉山，在光福里锦峰山西南，去城七十里，汉有邓尉者隐此，故名。或作蔚，非也。北有龟山，光福塔在焉。前为钵盂山，山之西北为虎山，中通一溪，跨以虹梁曰虎山桥。桥之西南有上崦。
这个虎山是否与老虎有关?不得而知。
《嘉庆黎里志》有则有关老虎的记载，道出了黎里镇上浒泾弄的由来。
《嘉庆黎里志》上记载：
康熙初，罗汉寺竹园中忽踞一虎，里人戒恐。有南栅胡大腹者，素有胆，只身往观，潜至竹林边，为虎所觉，陡起一爪，中大腹左腿，大腹负痛逃，腿遂废，故浒泾弄又名虎径云。
从上述记载看，黎里镇上的浒泾弄这个地名的来历确实与老虎有关，应该叫虎径弄更合适。故志书称“浒泾弄又名虎径”。
《民国吴县志》上还记载了几座“虎啸桥”：“虎啸桥，俗名火烧桥。”“赠大学士申乾墓，在娄门外虎啸桥。”“前中书舍人申绎芳墓，在娄门外虎啸桥。绎芳，博学能文，有声复社。”
“积功堂义冢十四所：隶吴县者，一在十一都下三十三图治字圩西虹桥虎墩，地七亩二分……;隶长洲县者……;隶元和县者……一在二十三都西七图桐字圩齐门外虎啸桥，地四亩六分二毫……”。
可见，在齐门外、娄门外都曾经有过叫虎啸桥的桥梁，桥名由来，也许与老虎有关。当然其中还提到了“虹桥虎墩”，这个地名不知与老虎有无关联?
除了虎啸桥，苏州的旧志上还有虎啸塘、虎啸巷的记载。
《同治苏州府志》在记述昆山之“巷”时，有记载。
《同治苏州府志》记载：
火烧巷，县学后，以其名不佳，改称虎啸巷。
《民国吴县志》在记述“冰厂”时，提到了胥门外还有一个叫“虎啸塘”的。
《民国吴县志》记载：
冰厂，《康熙长洲县志》：冰窨在葑门外，严冬收藏，盛夏需以护鱼鲜，并以涤暑，所谓纳于凌阴者也。按：今有公兴金冰厂，在胥门外虎啸塘岸……
不知是否即我们今天在三香路上能够看到的“虎哨桥”所在的塘岸?这个“虎哨桥”也许就是旧志所言“虎啸桥”，“哨”是“啸”字之误。
▲曾经三香路虎啸桥栏杆上的“金狮”
如果这些地名都与老虎有关，那么，至少说明在苏州古城的东面、北面和西面都曾经有过老虎的踪迹。
《万历常熟县私志》云：
邑未筑城时，山南樵者负薪入城，归途遇虎，手担逐之至湖田，虎伤左腿死。万历癸丑，黄泗浦虎渡江来陷沙中，为逻卒所获，解县，众拥入县堂看。
说明在明代万历年间，在常熟县城外、今天张家港黄泗浦都出现过野生老虎。
《光绪常昭合志稿》“太常卿陶正靖墓，在伏虎塘东。”“监察御史邓彦章墓在北门外伏虎桥南。”可见，常熟县城的北门外，曾有伏虎塘、伏虎桥两个与虎有关的地名。
《民国鹤市志略》：
虎路泾，在鹤颈湾东北二里许。明嘉靖间，忽有虎患，营兵持械逐之。虎自北而南，毙于二十二都，泾为虎所经由处，得名以此。清乾隆间，诸生黄某家泾旁，自号虎泾某某。
鹤市是太仓的一个集镇名，因集镇地形如鹤，为明代王俊所创，故名鹤王墅，宣统二年(1902)，鹤王乡。因为在吴方言中，“鹤”与“岳”同音。之后，改名岳王乡。
综上所述，在今天苏州的版图上，历史上几乎都曾有过“虎踪”，有些“虎患”还留下了与之有关的地名，被载入当地的地方志书中，至今仍有“踪迹”可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