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亚萍受聘:被“傲慢与偏见”遮蔽的一个好议题

2015-12-9第005期特约评论员:邢超本期编辑:陈亚萍

导语: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回应近日名人“兼职教授”引争议一事。许涛表示,正常的教师交流和流动是可以的,但要有序要规范。“下一步教育部会再次强调有关的要求,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我们要注意高校操作的规范性,给高校更多的指导。”——《北京青年报》

  邓亚萍自从 “赛而优则仕”之后,公众形象似乎就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其担任人民网“即刻搜索”总经理之后,业务上的不成功更是广受诟病。

  名人受聘兼职教授本不少见,而这次中国政法大学聘任邓亚萍为兼职教授之所以闹出这样的大动静,因素无外乎两个方面:对邓亚萍个人的公众情绪“累积”,以及近来大学管理以及学术方面负面新闻的“烘托”。

  “邓亚萍受聘”引起社会关注本是一件好事。不管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要求校方公开聘任决策程序,还是教授要“洁身自好”欲逃离,抑或是质疑“搞体育的教法律”合适与否,但如果公众不加节制地“泛情绪化”,而不是以建设性的姿态加入到这场大讨论,意义无多——其实,在目前的喧嚣舆论中,关于“名人受聘兼职教授”这一好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傲慢与偏见”所遮蔽

  先作一个假设。如果莫言、白岩松等名人,接受某一体育类高校聘任担任兼职教授,是否会像邓亚萍这次一样受到如此非议?答应应该是否定的。虽然他们的主业或者“专攻”看似和体育类高校气质不吻合,但这类高校大学生也需要思想的洗礼和人文的滋养——更何况虽然校名中有“体育”字样,但它们并非只有体育这一门类专业,比如北京体育大学就有新闻学、广告学以及汉语国际教育等本科专业。

  按照上述逻辑,邓亚萍受聘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当无大的问题。难道是网友不知道中国政法大学有体育教学的内容,或者认为大学生不需要体育锻炼吗?这里面有大家认知方面“重书本而轻体育”的因素,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对邓亚萍“运动员出身”的“歧视”。

  不管是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要求公开决策程度的公开信,还是教授“不与邓亚萍教授共处中国政法大学”的微博发言,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身份歧视”的反映。当然,我们认为,不管是聘任莫言、白岩松,还是邓亚萍,都应该做到程序的完备。

  对运动员,很多人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虽然现在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在一些人的认知中,运动员还是和“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等词语联系在一起。这种认知,并没有因邓亚萍退役之后的“文凭进阶”或者“显赫声名”而转变,反而因为“即刻搜索”而固化了这种认知——其实我们知道,败走“即刻搜索”至多证明其在这一领域的能力和水平的欠缺,并不能由此否定她的一切,并不能就此认为她就不能以一个兼职教授的身份为一所高校相关学科或者人才培养尽一份力。

  成功的CEO未必就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兼职教授,不成功的CEO也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兼职教授。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关于兼职教授这些事,是名人傍名校、名校傍名人,还是名人、名校相互借位,很难说清;但社会对于名人进高校担任兼职教授的非议,除了“利益输送”的担忧,更多地集中在受聘者是否具有“教授”的能力以及能实打实地“教授”学生——应该出现在课堂上,而不是在传说中。

  关于兼职教授的标准问题,其实不必和高校中的专职教授看齐或者等量齐观,事实上也不可能执行同样的尺度——更要看中其某一方能够为高校人才培养带来的益处。这种“益处”,可以是某一方面学识和学术的传播,也可以是技术技能的教授,甚至可以凭借对大学生职业或者人生具有引导或激励性作用的突出经历走进大学课堂。

  当然,为了避免兼职教授成为一个“框”,什么都往里面装,我们可以将兼职教授进行细分,或者区分,比如将偏学术教授方面的叫做兼职教授,将某一领域突出的受聘者叫做兼职导师——甚至可以再细分一点,就如有些高校已经实践的“社会导师”和“业界导师”。

  如此一来,有些“欲逃”的教授估计也没有被“污名化”的担忧,真正想为高校人才培养贡献力量的名人也有了这样的渠道,而高校引进此类名人也更加理直气壮。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邓亚萍受聘”完全可以从现在的口水战,回归到思考如何让更多名人愿意回归大学校园、如何真正地站上大学讲台、如何让这样的兼职教授更好地为人才培养出一份力,并使得整个过程更加有据可依并合乎规范——比如聘任之前的公示以及兼职过程中的全程跟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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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苏州网特约评论员邢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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