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职业“高危论”要不得

2015-12-14第006期特约评论员:邢超本期编辑:陈亚萍

导语:12月4日,湖南邵东县一名刚满18岁的高中生,当着母亲的面,连刺三刀杀害了自己的班主任,而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表示“从没把他(班主任)的命放在心上”。这一恶性事件让师生关系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
湖南高中生当母亲面捅死班主任 行凶后面带笑容

  湖南高中生当母亲面捅死班主任,行凶后面带笑容,满地血迹惨不忍睹。

  12月4日,湖南邵东县一名刚满18岁的高中生,当着母亲的面,连刺三刀杀害了自己的班主任,而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甚至表示“从没把他(班主任)的命放在心上”。这一恶性事件让师生关系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焦点,有人据此认为教师已属“高危职业”。虽然教师遇害让人惋惜,但这种“高危论”既不客观,也十分有害。

  必须承认,和以前的“师道尊严”相比,如今的教师虽然还有较高的社会定位,但已不是“神圣不被侵犯”的群体。有媒体统计,一年以来,至少有13起教师被学生袭击事件曝光,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教师职业已经呈现出高危状态的结论。

  邵东杀师案后,新华社等媒体进行了深度调查,并没有发现凶案发生有太多深刻的社会原因——按照时评人曹林所言,“留守有问题,师生关系确实大有问题,高考压力确实扭曲人的心灵,可这起血案真的跟这些问题没有关系”。

  无独有偶,微信公众号“团结湖参考”也有评论文章称,“这种伤害其实很接近所谓的‘无差别杀人’,即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没有实质性仇恨,随机选择作案目标”。

  将偶发的个体遭遇,上升为整个教师群体的生存状态,其实犯了“轶事证据”的逻辑错误;而由此带来的“高危论”,则会有连锁的不良效应。

  “高危论”很大程度上传递出的是师生之间的“敌对思维”。在这种思维笼罩下,师生双方,或者学校与家庭,不管哪一方,或多或少会染上一种叫做“被害妄想症”的病。

  如果有老师持“高危论”思维,那与此相伴就有一种弱者心态;他在与学生的日常相处中,自然对学生会抱有一种“恶意警惕”或者“过度警惕”。我们可以想象,一旦心存罅隙,教师何以能做到全心全意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教师的这种情绪一旦被“吾爱吾师”的学生所感知,那么对他们的伤害之大可想而知。这种伤害,不仅事关一时的学业或者情感,还事关对世界的认知以及人生的信仰。

  毕竟如邵东杀师案中的嫌犯学生是极为少数,更多的学生是如一位媒体记者手记中的小苗(化名)那样心地纯真。这位女孩因为老师曾经的一个比喻被一些人“借此恣意批判和炒作”而委屈愤怒:“老滕已经尽到了一个老师所有的责任,他都走了,为什么(有些)媒体还要揣测、批判他?”

  假使家长获悉老师是”人人自危“的心态,那么就会自然而然会地进行推测:老师教学是不是会尽心尽力?老师对待自己的孩子是否会关心爱护?甚至一些没有安全感的家长还会担心:老师在和孩子接触的过程中会不会“戴着有色眼镜看人”?是否会对于孩子一些并不过分的行为“反应过激”甚至“防卫过当”?

  一旦这种互不信任的情绪蔓延开来,对于教育事业,或者之于孩子成长,都将导致不可想象的后果。所以,我们对于可能酿成这种情绪的教师职业高危论,当有正确认知,更不能听之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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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苏州网特约评论员邢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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