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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变化中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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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4-28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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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几近瘫痪。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0年之久的高考。1978年春天，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走进了高等学府的校园，高等教育重新走上正常健康的轨道。之后的三十年里，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可以说是高潮迭起，高等教育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三十年是一段可以改变几代人的激情岁月，而当这段激情岁月浸满书香，承载凝望，中华民族的崛起梦也就随之一起飞翔。在这里，我们请来两位77级大学毕业生，倾听他们的“大学梦”和“成才路”。
三十年变化中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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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三十年后，重新追溯新时期大学生人才的成长历程，可以从一个侧面观察到我们这个社会的变化。
大学生是一个复杂的身份，或者说是一个特别的“阶层”，既是青年，又可算作知识分子，因此，在他们身上有诸多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与现实相关联的东西。我自己也是八十年代初期毕业的大学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也就是说，在这三十年中，粗略地可分为三代大学生，我的老师一辈，我这一辈，以及我的学生一辈。
笼统地说这三十年大学生的状况是困难的。以我自己的看法，我们可以辨析和区分出八十年代大学生和九十年代大学生的异同，而新世纪以来，大学生的状况又有了显著的变化。
八十年代差不多是第一波的社会转型。那个时期是结束了“阶级斗争”，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新建立了与世界对话的关系，各种新的思想观念出现，思想解放是那个时期大学生的成长环境。我们说当时处于新旧冲突中，但塑造学生的体制和思想基本是稳定的，社会的价值取向虽然开始有了一些差异，但大致是一致的。现代化、成才、社会实践、政治理想是社会和大学的“关键词”，在这样的氛围中，大学生重学习、重社会参与，重个性但不轻忽集体。我是那个年代的政治辅导员，感觉当时的大学生是在一个稳定的变化之中。
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社会急剧变化，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征变得越来越明显，社会变化之快，几乎超出我们的预期。中国大学的教育背景和八十年代有了太多的差异，学生成长的背景也和以前有了巨大的不同。九十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基本上处于一个过渡的状态，但后来的学生就表现出更多新的特征。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改变了大学的办学，一个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全球化。一方面强调了适应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滋生了功利主义的倾向；一方面仍然突出理想，另一方面世俗化现象在全社会蔓延；等等，我们又处于新的矛盾冲突之中。这些构成了九十年代晚期至今的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在这个文化多元的环境中，学生基本处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革命史”和“现代化史”的冲突之中。比起他们的学长，这一代大学生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权力，有更多的突出个性的权力。他们有了比过去更大的生存、发展的压力，但也有了更多的机遇和更广阔的天地。
——苏州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尧
“我们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
人物档案：倪祥保1953年出生，苏州大学（原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毕业生现为苏州大学党校常务副校长
1978年3月5日——倪祥保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因为那一天，他用“一根小扁担担着行李”走进了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的校门。在这之前，他在老家常熟农村做过农民、民办教师、“土记者”（乡里的通讯员），在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他其实还可以有另一个选择，乡里面已决定让他当乡党委秘书。不过倪祥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学，“从小就有‘书包翻身’的理想，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怎么舍得放弃呢！”
那一年，倪祥保25岁，在77级中文系同学中“不大不小”。“连上扩招的，77级中文系共有111个同学，只有一个应届生。我在同学中，年龄在中间，年纪最大的同学是1947年出生的，目前已经退休了；而年纪最小的是1961年出生的，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院长助理。他们整整相差了14岁。”
倪老师告诉记者，所有77级的学生都非常用功，因为大家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又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精神理想，所以每天的图书馆门口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打水、吃饭的时候还在学习的同学也不少。
四年之后，连续四年评上三好生的倪祥保留校当老师，后来又从事学生工作、党政管理工作，作为一名77级大学毕业生，他亲历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苏州大学的发展历程。他介绍说，江苏师院77级本科生一共才千余人，系科专业只有七个，即中文、政史（半年后分为政治和历史）、外语（纯英语）、数学、物理、化学和体育。1979年才开始招收研究生。而现在，苏大的在校学生人数都以万计了，而专业多达一百多个。“这三十年来，人才培养在数量和规模上有了巨大的发展，近年来又在向优化结构、强调人才的梯度性和适应性方面作更多的探索和实践”倪老师介绍说。
倪老师的同学们，江苏师院77级中文系毕业生后来都在干什么呢？“我们那一届提干（选调干部）、留校的比例都很高，因为当时急需人才。当然大多数同学还是从事教育工作，在他们的领域，后来都是出类拔萃的。”倪老师还给记者分析了77级“成功”的原因，“一是他们本身素质能力不错，所以才能在那一年的高考选拔中胜出；二是他们的社会责任感非常强，所以非常努力；三是他们的机遇，毕竟中断了那么些年后，他们‘排在了队伍的最前面。’百废待兴，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脱颖而出是不奇怪的。”
一个车工的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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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档案：龚平1956年出生，盐城师范学院77级毕业生现为市民间文化保护管理办公室主任
“在日本关东真冈市，我应邀到朋友手冢市议员所办的精密仪器加工厂参观。当我走进车间一侧一间小屋时，不仅对眼前卧着的一台破旧车床来了兴趣：‘你这里还有一台6136车床！’手冢先生非常惊异：‘这是我二十年前建厂时的设备，你怎么也这么熟悉它？’‘是啊！’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我不仅熟悉它，而且还做过这种车床的操作工，并带过三个徒弟。’手冢先生满脸不解：‘您，一位博物馆的馆长，曾经操作过车床？’‘是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选自“姑苏大公的BLOG《1976：一个车工的手记》”（略有删改）
写在龚平博客里的这段回忆，发生在十六年前的1992年。当时，作为苏州博物馆业务馆长的他正率团在东瀛日本进行文化交流。
顺着这位日本市议员诧异的目光，让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十六年——1976年，龚平二十岁，在苏北射阳河畔的一个县城农机厂里，他已是一个技术过硬的熟练车工。由于生产任务紧，他当时所在的金工车间还把三班运转改成了“十二进十二出”的两班制，男同志的班是半夜十二点进车间，到中午十二点出车间。“当时我还放了‘单产卫星’呢，不过那时不讲‘超产奖’的。”龚平笑着说。
怎么会到射阳做车工？又要往前说了。1969年，在苏州十中读初二的龚平随父母下放到苏北农村，在当地念完了初三后，种了几年田，又当上了车工。从跨向“广阔天地”的那天起，他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辈子就永远和学校拜拜了！”
1978年的春天，怀着忐忑的心，通过了初试、复试后的龚平等到了多年不曾奢望过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农机厂里六十多名知青都参加了报名考试，最后只有他和另一位年轻人成了幸运儿。“一直对我有点看法的政工干部开始称我为‘厂里年轻人中的佼佼者’。”他说。
1981年大学毕业后，龚平被分配到苏北一个地区政府机关做秘书工作。后来调回故乡苏州，二十多年来他一直从事文博、艺术教育和艺术表演等文化单位的管理工作。龚平说，三十年前，经历了“十年之废”后的中国，人才断层、科技断层、文化断层严重，77级、78级大学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即使到现在他们中的很多人仍然是各领域的中坚和领头羊。
话题回到1992年在日本那家工厂的参观，龚平曾非常诧异车间里的操作工都是大学生，16年后的今天，这在苏州也变得再平常不过了。龚平感慨地说：“想当年一个公社方圆几十里出个大学生，都当宝贝一样稀奇得不得了，现在看看，家家户户都有大学生。我儿子现在读大二，我跟他讲，老爸那时候国家包分配，但没那么自由。现在大学生多了，要求高了，就业有压力了，但对于有能力的年轻人来说选择的机会也多了。”
三十年高等教育大事记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1983年，教育部正式提出“定向招生，定向分配”的方法。
1985年，教育部规定：可以从参加统一高考的考生中招收少数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一向由国家“统包”的招生制度，变成了“双轨制”。
1993年，国家启动“211”工程，即面向二十一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通过国家重点工程实施的学科水平建设。
1997年，中国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高校学费开始增加。2000年，一直由国家“全包”的师范专业也实行收费，招生并轨改革完成。
1998年，教育部决定在实施“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简称“985”工程。“985工程”标志着国家集中力量开始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1999年，全国高校招生数在1998年208万的基础上激增22万人，高校扩招步伐正式启动。同时也引发了新一轮的高等教育全方位改革和发展。
2003年，北大、清华等22所高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同年，教育部允许香港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
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3％，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
(肖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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