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31日，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声中，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正式成立，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余名各界知名爱国人士任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十多人任常务委员。7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一文，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宋庆龄、沈钧儒等的领导下，救国会在国统区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使抗日救国之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救国入狱不忘斗争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出于对内对外的需要，并在日本的压力下，在上海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七人逮捕（史良以探亲为名，暂时隐蔽处理救国会事宜，于12月30日自动到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2月4日，又将他们解往苏州，拘押在江苏高等法院吴县横街看守所。史良另关在司前街看守所女监。
移解苏州后，六位“君子”估计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于是，他们决定形成一个无形的组织，并约定“六个人是一个人”，“有罪大家有罪，无罪大家无罪；羁押大家羁押，释放大家释放”。沈老还特意书写“还我河山”条幅，悬挂在室中以激励斗志。七个人虽身陷囹圄，却始终镇定自若，同心协力、机智沉着地与反动当局进行着艰苦的斗争。
七君子入狱后，国民党当局所强加的“罪名”之重、当时的政局之不稳，都意味着七君子的处境十分险恶。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七君子设法打听后才知道，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并且在所提八项主张中就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要求。七君子估计到国民党反动派可能会对他们下毒手，都作了牺牲的准备，甚至连就义时要做些什么都作了商议。沈钧儒等一致商定：押赴刑场时，共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临刑前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解放万岁！。而与此同时，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的高层决策会议上，陈果夫、陈立夫等提议要处决七君子，以此来威逼张、杨释放被扣押的蒋介石。由于爱国将领冯玉祥等的坚决反对与巧妙说服，当局才未对七君子下毒手。
法庭交锋唇枪舌剑
1937年4月3日，“七君子”接到检察官提出的起诉书，国民党政府硬是罗织了10条“罪状”，以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对他们提起公诉。上海、苏州律师界21名著名律师出于对救国会的支持和对反动当局的义愤，为“七君子”作义务辩护，其中有苏州的著名律师陆鸿仪、吴县律师公会会长吴曾善，刘祖望、朱公亮、谢居三、庄骧等也义不容辞地投入了这一工作。
6月11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第一次公开审理七君子。苏州名绅张一、李根源等人与七君子家属、记者及持有旁听证的各界人士近300人，冒雨早早地等候在法院门前，法院却以“防止有人扰乱”为由禁止旁听，在场苏州民众、被告家属和记者顿时被激怒了，他们顾不上法院门禁森严，纷纷上前据理力争，斥责法院。最后法院被迫同意家属和记者入内旁听。
在法庭上，全体律师出席辩护，七君子从容不迫、应对自若。审判长问道：“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沈钧儒沉着应对：“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审判长又问：“你知道你们被共产党利用了吗？”沈钧儒激昂回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接着，章乃器大声呼吁“联合全民族一切力量反抗外来侵略”。王造时则竭力要求“全国同胞要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一致，放弃一切成见，发动全民族的神圣抗日解放战争”。李公朴严正警告国民党当局，“民族危机已经超过党的利益，应为国家着想，共同抗日。”邹韬奋对当局诬蔑救国会“妄倡人民阵线”的谰言进行严厉驳斥。沙千里再次重申，“应致电张学良，敦促他收复失地，中央应以整个国力与敌周旋。”史良指出，“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一致抗日。”七君子义正词严、妙语连珠，把审判官、检察官驳得理屈词穷、面红耳赤，只能不停地摇头摆手。
6月25日，法院更换了审判官和推事，重新开庭。审判官老调重弹，一味栽赃；七君子真理在握，痛加辩驳；众律师义愤填膺，雄辩滔滔。一场唇枪舌剑的战斗使法庭狼狈不堪。
宋庆龄自请入狱
七君子事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国共产党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于4月12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专门发表宣言，要求当局立即释放七君子。爱因斯坦、杜威等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援救活动，海外华侨也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苏州人民为“七君子”舍身救国的精神所感动，他们积极奔走营救，各界人士以及亲朋好友多次到狱中探望慰问。
一场支持、营救七君子的斗争在法庭外一浪高过一浪地展开着。6月25日，由宋庆龄领衔与何香凝等16人,向苏州江苏高等法院呈文具状，提出：“具状人等，不忍独听沈钧儒等领罪，而愿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6月26日，宋庆龄等16人发表书面谈话及《救国入狱运动宣言》。7月5日早晨，她同救国会胡愈之、胡子婴等12人，不避酷暑，不畏艰险，自携行李，从上海乘火车来到苏州，她向江苏高等法院庄重宣布：如果爱国有罪，自请政府关押。她和反动当局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当众驳斥了法院院长等人。她说：“你们竟敢把爱国的领袖都关了起来，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只有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奴才做得出这种事来！”宋庆龄的到来，使法院院长手忙脚乱、无以应对，到下午被迫对救国会代表提出的请求作出答复。宋庆龄等就此决定返沪提出“爱国有罪”的证据，再听候当局传押。离开法院后，宋庆龄等又专程前往两处拘押场所，看望了沈钧儒等人，于当晚9时多回到上海。
宋庆龄亲自到苏州要求救国入狱的壮举，震动了全世界，使国民党当局的反动嘴脸完全暴露在阳光之下。次日，宋庆龄又致电蒋介石、林森等国民党要员，对法院当局傲慢无理态度表示极大的愤慨，严正表示：“宋庆龄等及全国救亡运动中人，断不敢坐视沈钧儒等瘐困而己身享有自由。”
七君子胜利出狱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举国一致团结抗日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压力、宋庆龄的积极营救、“七君子”坚强不屈的斗争、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有力声援，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在1937年7月31日,宣布“七君子”交保释放。
当天下午，200多位苏州民众顶着烈日骄阳，站立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前，当被非法拘押了243天的“七君子”步出监狱时，民众高呼着抗日救国的口号，军乐声、爆竹声、欢呼声、口号声，伴随着抗日救亡歌曲声，回响在苏州古城上空。随后，欢迎队伍以各界代表及学生等数十人持旗列队为前导，七君子同大家一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一路高歌前往花园饭店。沿途苏州民众“观者如堵”。晚上，张一、李根源等在国货公司三楼屋顶花园设宴招待七君子。席间，宾主共同庆祝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一致表示要为抗日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为抗日救国而罹狱的“七君子”，经过半年多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苏州市委党史办供稿）
（下期预告：《古城悲歌―――苏州的沦陷和日军的暴行》）
(小品摘自苏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