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宣传活动

　　和左翼文化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筹划下，1930年3月2日，有党内外作家参加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也相继成立。

　　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以大量战斗性极强的杂文，无情地揭露地主买办集团媚外独裁的面目、可耻的不抵抗主义、残酷的文化“围剿”。他也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文化界存在的种种“左”的倾向。毛泽东说过：“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是电通公司摄制的影片《风云儿女》(夏衍编剧)中的主题歌，在影片上映后迅速传遍中华大地，对动员人民奋起抗日救亡起到巨大作用。

　　1932年11月，张闻天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强调要克服“左”倾空谈和关门主义，使左翼文艺运动变为广大的群众运动。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逐渐将重心转向建立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方面。1936年春，左联自动解散，为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铺平了道路。7月1日，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77人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民族危机面前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为争取民族自由而奋斗。1938年3月27日，在党的领导下，文艺界在汉口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12.

　　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

　　中国共产党把宣传工作看成是增强红军战斗力、散播革命思想的重要武器，领导红军主力不畏艰难、斩关夺隘，长驱数万里，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逃跑主义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党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且在这以后使党能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1935年9月，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北上到达甘肃哈达铺，正式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

　　1936年10月9日，红一、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程，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程。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不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3.

　　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宣传的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中共中央向国内外宣示坚决抗日主张，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促进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谴责国民党和各派军阀“无抵抗主义”“出卖民族利益”，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等口号。

　　1932年1月28日，日本发动对上海闸北区的进攻(一·二八事变)。此前一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武装保卫中国革命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国民党不抵抗与投降政策，号召全中国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联合进攻”。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数千名学生涌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游行，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由此开始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吞并华北进而独占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瓦窑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决议和报告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共中央以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大局为重，独立自主地确定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14.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

　　持久战战略总方针的宣传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一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殊死大搏斗拉开帷幕。

　　为制定党在抗日战争时的方针、任务和政策，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1937年8月25日，根据国共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有，陕甘宁根据地改称陕甘宁边区，仍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接着，共产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琼崖红军游击队除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项英任正、副军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中央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传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9年4月13日，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很快唱响全国，成为“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的时代最强音。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总结全国抗战开始以来10个月的经验，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三个阶段。《论持久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不仅指明了必须持久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景，并且提出了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久战争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生长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

　　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它基本纠正了王明的右倾错误，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给予坚决回击，并在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了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策略方针，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通过政治上、宣传上强有力的反击，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三次反共高潮，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也使得濒临危急的国内时局重新趋向好转，空前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

　　15.

　　对日伪的宣传战

　　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为了破坏中国的团结，消解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战意志，竭力利用各种反动宣传机器，大肆散布其灭亡中国的思想毒素。为打破日寇的欺骗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敌伪宣传战，有力配合了抗日战场的军事斗争。

　　1941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指示》强调：反敌伪宣传是整个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是服务于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个总的政治目的，是和敌寇的灭华宣传针锋相对地对立的，必须从各方面阐明抗战到底、全民族团结、共产党的抗日目的和政策等，并揭露敌人的暴行和灭华阴谋。

　　党高度重视对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提出：对伪军应当以消灭和争取、反正和瓦解同时并进，对不同的伪军须采取不同的政策，总的原则是争取同情分子，控制两面派，打击坚决作恶的分子。

　　邓小平在1942年3月4日的一份电报中指出，伪军反正主要是我敌工人员开展火线上的政治宣传攻势，在思想上动摇日伪军，并且利用伪军官亲属劝其投降反正。对敌伪的宣传战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的步伐，为中国人民赢得全民族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原标题：《【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学习】11—15》